纳土归宋，天下一统。在大结局之前股市场外配资，钱俶率土归顺，吴越成为历史。
在正式归降前，钱俶在吴越国内，一度陷入了众叛亲离的田地。钱氏宗亲之首的大郎君死不瞑目，相伴三十年的沈相公拂袖而去，在庙堂与江湖之间，处处都是反对钱俶的声音。
这一切，都是源于钱王对赵匡胤兄弟的一句承诺。
在奉召入京、觐见皇帝时，钱俶曾经与宋太祖讲述过天下一统的三大痛点——税赋、世家与钱币。
这三大顽疾不只是吴越国的特产，也是彼时全天下的通病。当时，身为吴越的国王，钱俶曾拍着胸脯向赵匡胤保证，一定要交给朝廷一个干干净净的东南。
只是，世上所有的事情，永远都是知易行难。知道与做到之间的距离，永远都在光年之外。
自古华山一条路。钱王想要把吴越国干干净净地交到朝廷的手中，就只能对世家下手、向豪强开刀。在吴越国内，地方豪族一直是国内举足轻重的一股势力。
自从孙权经营东南以来，两浙地区并未经过大的战乱，因此，王权固然强大，但豪族树大根深。
流水的朝廷，铁打的世家。正如钱弘俶自己说的那样，“在吴越，王权是不下乡的。”
在东晋时期，曾有过“王与马、共天下”的传言。在钱塘江畔，钱氏王族与高门大族之间，看似是君臣关系，实则是吴越集团的合伙人。地方豪强在吴越政权中具有较强的话语权，因此，想要改变吴越国内豪强当政、门阀掌权的局面，就必须要变革税制、迁徙世家。
对于钱俶而言，在门阀政治的背景下，最大的弊端有两个——隐田与隐户。这两者直接关系到朝廷的税赋——田亩税与人头税。
从古到今，世家兼并土地、隐藏田产是屡见不鲜的事情。他们控制着世上一部分的土地，却总是能够享受免征税赋的便利。在免税政策的鼓励下，更多的平民将自家的土地挂在世家豪族的名下，进而实现逃税的目的。
久而久之，这就形成了无解的循环。
在彼时的吴越，国内的顶级门阀是沈家与慎家。好巧不巧的是，前者是沈寅的家族，后者是慎温其的宗亲。这两人是朝廷的勋贵、群臣的领袖，因此，一旦争取到这两家的支持，一切就是事半功倍。
在两人之中，既有分工、又有协作。沈寅负责清理隐田、清查户口，而慎温其则发扬带头精神、主动率族迁徙。如此一来，吴越国内土地兼并、逃税漏税的问题将迎刃而解。
不过，丈量田亩、遍查户籍既是钱俶向赵家兄弟的承诺，更是他为了纳土归宋埋下的伏笔。
钱俶是个聪明人，他深知国内的豪强，对于归顺朝廷有着天然的敌意。毕竟，世上大多数的人，总是习惯于熟悉的环境，害怕变革的出现。
作为一国之君、东南之主，钱俶比谁都清楚，假如他开门见山、直奔主题，宣布将率领国人、纳土归宋，那么作为吴越集团的联合创始人、原始投资人，国内的豪强势力必定会沸反盈天、死活不干。
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，钱俶才会孤注一掷、清查田亩与人口。毕竟，对于世家大族而言，他们虽然关心吴越之主是否姓钱，但是他们更加关心自己口袋里货真价实是否有钱。
在沈家、慎家、顾家、陆家等门阀眼中，自身的利益远比朝廷的主子更重要。只要自家的利益不受损，钱家也好、赵家也罢，谁来了都不过换了一个合伙人而已。
钱俶在吴越国内经营多年，对于高门大户的心理，他比谁都摸得准、看得清，他十分清楚，世上所有的事情，永远都是求上得中，求中得下，求下而不得。
正如鲁迅说的那样，“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，譬如你说，这屋子太暗，须在这里开一个窗，大家一定不允许的。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，他们就来调和，愿意开窗了。”
钱俶深谙折中的艺术，他如果直言纳土归宋，必然会招致国内士族的强烈反对；但是，他如果要清查田亩、清理隐户，士族们就没有人关心归顺朝廷这样的小事。
毕竟，对于地方豪强而言，只要自己的蛋糕不被动，谁做东南之主完全无所谓。
钱俶的这一招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；醉翁之意，不在酒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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